高陽的詩學造詣，緊扣本文字句，博引書證，以貫通全詩脈絡。如友人所言：「通過運用典故的手法，來隱藏歷史的真相，或者個人的感情與祕密。」 如果詩史明暗兩面的理論能夠發展為完整的體系，不僅豐富詩的內涵，更開拓了史的領域，而且據此理論去詮釋古來的詩中名作，欣賞的層次提高，將益顯李、杜以來大詩人的萬丈光芒。言及除杜甫直筆寫詩史“明”的一面外，還有如吳梅村以隱筆寫史和李商隱以隱筆與個人情感秘密那樣的“暗”的一面。前者固有待詩與史的互相詮證，而後者更須細心勘探，高陽說詩的興趣自然在此，他的創獲也正在此。書中分析義山詩所隱情事，和詩史互證明清之際時事的諸篇，堪稱他這一觀念的的實踐成果的代表。 《高陽說詩》獲1984年台灣中山文藝獎的文藝論著獎。